怎能使那些在押的政治犯，会相信我们能够真正做到释放他们呢?李宗仁心想：前几天解放区电台宣布战犯名单，卫立煌的名字，赫然列在第十三位，那些把卫立煌定为“通敌”罪，还要对卫立煌进行审判的人，又怎样能自圆其说呢?想到这，便接受了吴忠信的意见。当晚，邀请卫立煌作一夕长谈。第二天是一九四九年二月里的农历除夕，李宗仁下令将监视在卫家左右的宪jing全都撤去，恢复了卫立煌的zi you。卫立煌和韩权华计议，还是避居海外以防再受蒋的威逼为妥。次ri，农历正月初一，卫立煌和韩权华同乘私人汽车去上海。他的亲信随员们乘火车，约定在上海相会。数ri后，买到了去香港的船票。卫立煌上船时，换了一身衣裤、剃去了胡子，戴上一副墨镜，贴上两片头疼膏药，打扮成商人模样。船快到台湾基隆港口时，听人说：要停靠一小时以上，卫立煌在思想上有顾虑，担心有国民党特务来查船，怕露出马脚。于是，卫立煌从头等舱走出来躲到船头上去。可是，却又平安无事。
到香港后，卫立煌住在彭罗湾国泰酒店。他料定蒋介石是知道他住在香港的。为了安全起见，在国泰酒店住了三四月后，就搬到金龙台九号，全家住在—幢楼的三层上。柴hun生等仍住国泰酒店。后来又迁到较偏僻的元郎乡下。十月，大陆上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喜讯，卫立煌不胜喜悦。于十月三ri即亲笔拟就致**并朱总司令、周总理的贺电。掬诚祝贺新中国建国大典。电文仍由原来和他联系的地下工作同志经手发往bei jing，电文是：**：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代致贺忱!煌十月江电
卫立煌到港不久获悉曾任总参谋长、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由昆明秘密来港拟去北平参加筹备建国的新政协会议，便去其临时落脚处看望。适逢杨杰外出，就留下字条谓隔ri再来拜访。谁知第二天早上，杨杰在寓所被特务暗杀的消息便见诸报端。他为这位老朋友死于“黎明前的黑暗”深感悲恸。卫立煌自己也时时处在危险中，卫立煌曾几次挪屋，从国泰搬到金龙台九号，全家包下三楼，又迁往元朗乡下，以避台湾耳目。卫立煌原先的两位参谋长道经香港，他曾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希望他们认清形势，迷途知返。殊料一个去台湾后先当大陈岛jing备司令后做“国防部长”，另一个杳如黄鹤渐无声息。他的一位曾做过“总统府”秘长的老乡自台湾来，卫立煌干脆来个让你“寻不见”，他怕他来做说客。台湾方面不时派来特务，或在报上刊文，或找到卫立煌的部属，动员卫立煌及时去台湾“归队”。但卫立煌决不会再踏上那条船了。
对大陆方面的热情呼唤，卫立煌既感动又犹豫，下不了决心，便以“脚痛，行动不便，暂时不能成行”为由拖延(他也确有腿疾)，他也曾向“民革”前来做工作的同志表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要回新中国！”但是，卫立煌一家和好几十位先后来港投奔的部属的生活开销，渐渐成了问题，必须搞经营“创收”。先是由卫立煌拿出本钱，柴hun生出面注册了胜斯酒店颐和园酒家，经营中仅盈余若干。此时原国民党战略顾问、二级上将熊式辉也在港做寓公，与卫立煌常有相见。熊式辉的一个同乡开了一个小银行，他游说卫立煌参与合股。卫立煌便把掌握的现金悉数注入该行。谁知熊式辉的那个老乡是个骗子，银行开了两月多关门大吉，人也找不到了，卫立煌手中的银行存折也跟着变成废纸，熊向晖随之转往曼谷经营纺织业。无奈，卫立煌举家从元朗乡下搬到老朋友、原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军长余程万在市区的家中，以省下房租，时在一九五三年底。雪上加霜，卫立煌加速了回大陆的准备工作。消除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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