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著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这篇演讲稿，就是陈布雷起草的。抗战时期，陈布雷还有许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赞誉，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他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曾促成郭沫若顺利回国。陈布雷，正直清廉、秉公无私，在hg qig时周恩来曾托人向他传话，“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作为国民党主管宣传的要员，陈布雷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譬如郭沫若。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发表了有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ri之蒋介石》。蒋介石发出通缉令，迫使郭沫若流亡ri本。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想回国抗ri。为此，郁达夫找到了陈布雷，陈布雷答应为郭沫若说情。但蒋介石对郭沫若那篇文章仍耿耿于怀，
于是陈布雷捧出郭沫若在ri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一叠说:“委座，据说，郭沫若这些年没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头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铜器铭文……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现在，他想回国参加抗战，所想请示委座……”。这样，经陈布雷的说情，郭沫若才得以顺利回国。
在民族大义上，国共可以团结御辱，但是，国共两党毕竟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陈布雷毕竟是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又担任“总统国策顾问”及全国宣传小组召集人，是国民党政权在文化舆论宣传方面的“总参谋长”。在他任职期间，他曾参与起草过一些**方面的文章，作出过一些违心事，替蒋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是为蒋编写《西安半月记》。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ri而兵谏，并无“弑君”、“篡权”之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惟命是从，但内心里却十分痛苦。事后，他在ri记中写道:“余今ri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三ri，陈布雷自杀身亡。多年来，关于他自杀的原因有多种解释。国民党官方说他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有人说他是为垂死的蒋政权“殉葬”，也有人说他是“以死明志”或是“死谏”……事实上，陈布雷的死因非常复杂。综观陈布雷的一生，很多人认为，他的舍生弃世可以说是他几十年人生道路走到这一步的必然结果。陈布雷是个很矛盾的人物，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就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不过，他的女儿陈琏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中国**的)……
陈布雷从小在封建思想熏陶下成长，养成温顺驯服的ig格。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根深蒂固，并将为国出力与效忠领袖混同一事。另一方面，蒋介石看他无私心、淡名利，不介入派系纷争，忠实可靠，不但信任他，也很尊重他。凡此种种，都使陈布雷感激涕零，多次表示对领袖的“知遇之恩”将铭记不忘。
但是，抗战胜利以后，他察觉国民党的政治黑暗、官吏**、经济凋敝、丧失民心，眼看着他心目中原来的“抗ri领袖”、“民族英雄”成了众矢之的，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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