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问；所以，鲍尔也只能以私人身份出入中国。如此，一切均只能在没被外界察觉的情况下悄然进行。
不过，自从与鲍尔会谈后，蒋介石的顾虑已消了，开始打算伺机抛弃鲍罗廷。
而广州召开“联席会议”后，蒋介石越想越不是滋味。
蒋介石想不到，自己已经做出让步“迎汪复职”了，“国民党左派”却还要对自己发难；看来，得采取反击，不可再忍让了。然而，该用什么办法反击呢？蒋介石不由得又苦思冥想了。
最后，决定“干脆将‘国民政府’从广东迁出”。
因为，国民党在广东经营多年，广东可谓是“国民政府”的大本营，而“国民党左派”与中＊共＊的势力主要都在广东；因此，若是将“国民政府”从广东迁出了，“国民党左派”的势力就会被削弱；这岂不如同釜底抽薪，“国民党左派”再想闹腾也形不成气候了。
其实，蒋介石早有此念；还在“北伐军”进军江西之时，蒋介石就曾致《函》张静江、谭延闿，称：“中正即入赣督战，然鄂局未靖，政府可派要员赴鄂主持大局。”
不过，当时没有提“迁都”两字；只是因为蒋介石担心自己进入江西后，会让留在湖北的唐生智坐大。
若此，已显得对己不恭了的唐生智必会更目中无人而难以驾驭了；因此，蒋介石欲请谭延闿等人到武汉去坐镇，以帮他镇住唐生智；至少，让唐生智觉到有一双眼睛盯着，令其有所约、不致目空一切地胆大妄为。
然因，当时武汉还没光复、湖北大局未定，党内同仁都觉得政府要员前往湖北尚非其时；因而，没有派员赴鄂；而蒋介石因江西的战局也不尽如人意而烦躁不已、自顾不暇，也就无意顾及湖北而没有再提了。
而今，南昌、武汉都已克复，蒋介石这才又想到了此，且干脆打算提迁都了；这样既可假手他人镇住唐生智，又可将那班现在广州的“国民党左派”支到一个新的环境后免得再惹是生非，如此能一箭双雕何乐不为？
于是，蒋介石复又致《电》张静江与谭延闿，道：“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移至鄂省。”
张静江是蒋介石的心腹，谭延闿对于蒋介石也顺服得很；因此，俩人皆无二话就“同意”了。
而“国民党左派”因在广州有较好的基础，话行事都较方便，迁都移址后必会有诸多不便；且武汉与南昌相近，又恐受控于蒋介石；因此，不甚赞成“迁都”。
然而，苏联顾问鲍罗廷且如蒋介石所思，考虑到“被光复后的武昌主要驻军是军阀出身的唐生智所部，担心仅有邓演达等二、三名中执委员恐难对其制约；且武汉有‘九省通衢’之称，所处的地理位置优越、恰似中国的心脏，而‘三镇’之一的武昌又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地；‘国民政府’欲继续‘北伐’谋求统一全国，迁都武汉应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广州虽是‘国民政府’经营多年了有较好的基础，但毕竟地处偏远；对于一个想统一全国的政府来，工作上似有诸多不便；故而，迁都移址确是也有必要”。
由于鲍罗廷赞成“迁都”了，“国民党左派”也就不再异议。
于是，十一月八日，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会议”，决定“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
一个月后的十二月五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停止在广州办公，各机关工作人员分批前往武汉。”
并派遣“国民党中执委员”宋庆龄、吴玉章及“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交通部长孙科、司法部长徐谦、商民部长王法勤等六十多人先行赴鄂，苏联顾问鲍罗廷也随同前往。
蒋介石见自己的《提议》终被采纳，心中也很是高兴；他在接见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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