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黄绍竑的此类想法并非少数；在国民党的“党、政、军”界的中、上层人士中，无论原来是不是望族出身，一旦得势发迹后哪一个没有万贯家财？都怕被他们称之为“穷鬼”的工农大众洗劫一空，谁也不想参加“国民革命”结果、反而革到自己的头上；因此，许多人也都表示了对蒋介石的支持；连本来与蒋介石有隙的李济琛、此时也摒弃前嫌，为维护各自的利益和共同“**”的需要而与蒋介石站到了一起。
就这样，蒋介石把与会者拉到了他那“**”的大旗下了；特别是李济琛及“‘桂系’三杰”的被拉拢，让蒋介石顿时感到底气足了许多，可与“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左派”势力抗衡了。
秘密会议后，蒋介石又请上海“青、红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组织了一个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上海工界联合会”，以充当蒋介石“**”的打手。
同时，蒋介石的亲信、竭力主张“清共”、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则大肆制造舆论，散布“中＊共＊要打倒国民党、反对三民主义”等谣言；从而，为对中＊共＊实施镇压制造借口。
蒋介石还指使古应芬、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等人准备了一份《检举共产分子》，盗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以“要求‘国民党中执委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对中＊共＊采取‘非常紧急处置’”。
蒋介石即予《函》复批示：“事关叛乱党国，十万火急，各军汛地令行照办。”
如此自导、自演后，蒋介石欲行的“分共、清党”也就变成了是“执行国民党中央”的指示，显得名正言顺、堂而皇之了。
四月一日，正在蒋介石紧张筹划并欲对中＊共＊实施镇压之时，汪精卫却在众人的千呼万唤下终于姗姗地回到上海了。
汪精卫的回国，无意间打乱了蒋介石的计划，迫使他放慢了欲对中＊共＊实施镇压的脚步。
因为，汪精卫是在党内众多同仁的竭力要求下回国的；且其仍冠着“国民政府主席”的头衔，岂可当着他的面贸然妄动？所以，最好是能将汪精卫拉入伙，以使自己的行动更具正当性。
为此，蒋介石立即发表《通电》，假惺惺地表示“自己此后可以专心于军旅了，所有政治、外交、财政诸事端，率听汪主席，完全统一于中央。”欲以此向汪精卫示好，且将其笼络。
同时，蒋介石又与其亲信吴稚晖一起到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的公馆内，去与下榻在此的汪精卫晤谈，欲促使汪精卫在“**”问题上与他们合作。
为了动汪精卫，吴稚晖绘声绘色地道：“中＊共＊已在汉口、南京等地指使工人冲击租界，并喊出了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如此乱党，若再放纵，岂非养虎为患？当从速清除。”
蒋介石则更是直言：“我现在最大的心事，就是要将鲍罗廷从‘国民政府’中赶走，实行‘分共、清党’；而今，汪主席您回来了，此事就请你来做；你若不愿为，则由我自己做。”
蒋介石这番话倒是真言，确是希望汪精卫能留下来帮他“分共、清党”。
因为，蒋介石明白，自己若是“**、清党”，“武汉国民政府”中那班“左派”必会群起反对、指责声讨他；而全没把自己放在眼中的唐生智及只听愿听命于“武汉国民政府”的张发奎、程潜、朱培德等人也定会跟着起哄，对他蒋介石发难。
而更令他忧心的是，被其视为“嫡系”的第一军中似乎也出现了分化，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第一军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等人都表露出了开始“左倾”。而“黄埔三杰”之一、时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兼“补充第五团团长”蒋先云，此时也已离开自己投奔“武汉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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