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必为战后世界之焦点，若不参战，自处中立，实乃孤立；平和之日，则无席矣，有敌无友，复任人宰割耳，何愚至此？”竭力支持对德宣战。
各省督军闻此言后，这才表示了同意。
然而，国人对此却并不赞同。
上海商界联合会闻知段祺瑞欲对德宣战，立即通电反对；接着，广州、武汉的商会继起响应反对参战。
于是，黎元洪就以“国人不赞成”为由，拒绝在段祺瑞递交的《对德宣战书》上签字盖印了。
段祺瑞碰了一鼻子灰后恼羞成怒，便组成了一个督军团向黎元洪施压。
迫于压力，黎元洪只得软下口气，却道：“对德宣战，事关重大；只要国会通过，吾则依法办理，绝不干涉。”就这样，黎元洪将对德宣战最后决定权的球踢给了国会。
段祺瑞见黎元洪改口了，也就不再与他计较，即将《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审议。
此时，国会的态度不再如前了。
韬园派的议员本来连与德绝交都表示反对的，更何谈对德宣战了。益友社与政学系的议员则主张对德问题只可做到绝交为止，同样反对宣战。因此，段祺瑞的《对德宣战案》在国会中四处碰壁了。
段祺瑞更是气急败坏，就又转向国会施压了。
段祺瑞的手下四大天王之一、时任陆军次长傅良佐为讨好主子，则利用一些市侩游民组成了一个所谓的公民团将国会包围起来，非要国会审议通过《对德宣战案》不可。然而，傅良佐的这一举动适得其反却帮了个倒忙。
已与段祺瑞关系紧张了的国会，遭傅良佐如此要挟后，使议员们感到被欺辱了；因而，连原本尚犹豫不决的议员此时也忍不住起来抗争，均表示不服而以强硬态度予以抵制。
于是，国会就以“如此《国事咨》，用国务院名义对外宣告于法不符”为由，将《对德宣战案》搁下缓议。
段祺瑞见国会竟敢抵制，一怒之下指使督军团联名《通电》，要求“解散国会，改制《宪法》”。谁知，段祺瑞此举却遭到了内阁中多人的反对。
外交总长伍廷芳、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海军总长程璧光等四人拒绝在《解散国会令》上副署，张耀曾与谷钟秀干脆一纸《辞呈》走人了。四位阁员的举动近乎于后院起火，给了段祺瑞一个意外的打击，令段祺瑞始料不及傻眼了。
而此时，交通部法律顾问、英《京报》总编陈友仁又在《京报》上撰发表，揭露了“段祺瑞与日本勾结，暗中达成西原借款”一事。
西原借款事被披露，对于段祺瑞来更如雪上加霜；当国人知晓“段祺瑞主张参战，乃是受日本人指使，实为皖系一派私利所驱，且有着如此不可告人的暗中交易”时，谴责与反对声纷至沓来更甚了。
对此，段祺瑞有口难辩，只得任由国人指责唾骂。如此一来，北京城内闹腾得无片刻安宁了。
此时，一直在静观事态进展的长江巡阅使张勋却放话道：“北京乃首府之地，岂能允许如此骚乱？黎总统若有召令，吾即进京维护治安。”
张勋手上掌有一定的兵力，黎元洪见张勋愿听他的召令心中大悦，似乎觉得腰板也硬了许多；且见国人将矛头都指向了段祺瑞，也就觉得自己与段祺瑞摊牌的时候到了。
于是，五月二十一日，黎元洪放胆地下令“罢免段祺瑞”，而任命李鸿章的侄儿李经羲为国务总理。李经羲不愿涉这趟混水而没有受命，遂由伍廷芳代理。
段祺瑞被免职后十分无奈，只得再次离开北京去往天津；但他并不甘心，拒不承认黎元洪的《免职令》，反责道：“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无权免除总理职务”。
段祺瑞到达天津后立即组织反击，指使安徽督军兼省长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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