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行贿了，哪怕是伸手要钱，都有的是地方官员抢着要——汉室重武轻文，尤其是汉初，更是苦于官僚欠缺的问题多时。
但凡是个能勉强应付差事的，汉庭都能闭着眼睛纳入体制之内。
至于通过行贿执法人员，以改变犯罪惩罚，或许在其他时代可行，但在汉室，这绝对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汉室的罪责，是可以光明正大花钱赎罪的！
只要不是谋逆这样十恶不赦的罪名，犯人就完全没必要行贿执法官员，而是可以在自己被判‘死刑’之后，大摇大摆的交一笔钱到官府，免除惩罚。
至于那些真的犯了弥天大罪的，那别说执法人员，就算是塞钱塞到丞相手里，都难逃一死。
无法得到利益，百姓为何还要行贿官员？
为了免除税赋？
且先不提这种‘为了少给钱而多给钱’的事蠢不蠢，就算可行，税赋也不是地方官员能说了算的。
税十五取一，赋百二十钱——在汉室，这属于‘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级别的常识。
要想免除一户人家的税、赋，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这家人消失在户籍之上。
既然户籍消失，那就意味着田亩也不再属于这户人。
户籍中查无此人，那就意味着官员非但可以侵吞这家人的田地，还可以将这家人逼为自己的奴隶！
这么简单的道理，百姓不会想不到，也不会有人真的蠢到为了躲十几石粟米的农税，就冒险失去所有土地，甚至失去‘民’的身份。
百姓行贿官员的动机，可谓几近于无；非说有，那也只剩下商人为了摆脱商籍，从而试图以金钱行贿官僚。
但户籍的改变，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能做到——就连食禄二千石，贵为九卿的内史本人，都没有权利将一个人的户籍，从商籍挪到农籍。
要想达成目的，这个商人起码要将拜帖送到当朝丞相面前。
而现实中，这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
——别说丞相了，就连一郡之守，乃至于一县之令，都不可能撇下名声不要，去见一个‘浑身铜臭’‘低贱粗鄙’的商贾！
也就是说在汉室，百姓行贿官员完全没有必要，也必然不可能发生。
百姓行贿官员的动机都不成立，就意味着汉室的‘行贿’，只可能发生在官员和官员之间。
比如下属为了讨好上司，地方官为了讨好京官，乃至于行政官员讨好监督官员而行贿，就是后世‘行贿’一词经常出没的地方。
这些情况中，也同样有‘汉室不会出现’的范畴之内。
——官员行贿监管部门，在汉室绝无可能发生！
不是因为汉官人均清正廉洁，也不是因为这种手段没被官僚发现，而是汉室，本身就没有官僚监管部门！
名义上监督百官私德的御史大夫，实际上却是‘亚相’的职能，属于帮助皇帝抗衡丞相的‘副丞相’；而御史大夫属衙本身，也并不具备审核、任免官员的权力。
充其量，也就是在官员升迁的时候，御史大夫能拿出候选人的大致状况，核查其政治成分可不可靠，往上数三代有没有出过不法分子。
仅此而已。
汉官私德、品性如何，全靠其自觉，以及‘人民群众的眼睛’。
连监管部门都没有，行贿监管人员就无从说起了。
再加上汉官普遍刚烈，对个人要求相对更高，也很少发生官员借助公权牟取私利的事。
其中的特例，如宁成这样的大贪官，则是被太史公写进了《酷吏列传》，为后世唾骂，遗臭万年。
而剩下的两种状况，就已经见‘行贿’的负面影响降的很低了。
下属孝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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