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墓的修建标准，指定为‘按生前的住所’。
连坟墓都要修建成家的模样，那各式随葬品自然也是少不了。
如文人墨客，会把珍藏的书籍带入坟墓；官员趋势，会将生前处理过的公文带下地府；将军武夫，则会有各式礼器规格的武器军械作为陪葬。
在历史上的景帝一朝，条侯周亚夫被景帝下狱的直接原因，便是周亚夫的弟弟担心周亚夫死后，陪葬的东西不够用，便提前准备了几十副甲胄，准备作为将来周亚夫死后的随葬品。
而汉律当中，非政府机构所能私自具有的武器，只包含刀剑弓矛。
至于弩机、长戟、甲胄这种‘有身份证’，且为官方极力掌控的‘管制兵器’，则是只要敢私藏，就是一个死。
——私藏甲胄、强弩，比同谋逆！
但周亚夫死后的一个小细节，就能解开‘厚葬之风’的内在逻辑，以及传延上千年之久的根本原因。
景帝刘启一句‘周亚夫太狂，根本没法作为新君的臣子’，周亚夫便饿死在了狱中；但作为封建历史最讲法制，甚至衍生出‘法如是足以’这种先进法制思想的时代，汉朝，几乎不可能出现后世影视剧中的景象——皇帝听到某事龙颜大怒，吼一句：来人，拖下去砍了！
无论是文帝捉拿周勃，还是景帝捉拿周亚夫，都并非是因为皇帝的一句交代，而是在完整、健全的法律程序之后，才被批准施行的司法事件。
具体到周亚夫，虽然其死因是景帝刘启担心周亚夫会欺压自己的继任者，但对外，景帝刘启也给出了一个证据确凿，且绝无‘欲加之罪’嫌疑的罪名。
——私藏甲胄，意图不轨！
而周亚夫这样一个天下闻名的大人物，突然因为‘谋逆’而被弄死，天下人自然就回去深究其中的过程。
按照后世人的普世价值，在周亚夫身死这件事上，很容易就能找到主要责任人：周亚夫的弟弟，周勃的另一个儿子，周坚。
这个逻辑很容易就能理清：要不是周亚夫的弟弟私藏管制军械，那即便景帝刘启有心治罪，也没师出无名。
顺着这个逻辑，很容易就能得出这样的猜测：在周亚夫死后，他弟弟应该是愧疚不已，还很有可能被天下人指为‘条侯死亡的罪魁祸首’？
错了。
周坚非但没有因为私藏甲胄，导致周亚夫死亡而蒙受千夫所指，反而借着此事，成就了一番仁义之名！
周亚夫一生无子，所以按照‘长兄如父’的传统，本该有周亚夫之子操办葬礼，自然就降到了周亚夫的弟弟，绛武侯周勃第三子周坚身上。
而周坚为了让兄长在死后，能在地府过的更体面一些，不惜私藏甲胄，打算作为兄长死后的陪葬品。
这样的行为，在汉室非但不会引来‘要不是你，周亚夫怎么会死’这样的批评，反而会为周坚，披上一层‘重情重义’‘兄友弟恭’的正面光环。
原因很简单：单论周亚夫的身后事，周坚在其中扮演的。是本该操办周亚夫后事的‘儿子’的角色。
既然是儿子-父亲之间的关系，在汉室便永远绕不开一个字：孝。
一个儿子究竟是不是个好儿子，乃至于究竟是不是个‘好人’，在汉室都能简单粗暴的通过‘孝不孝顺’，而得到一个天下人都普遍接受的结论：孝顺的人怀不到哪去，不孝顺的人好不到哪去！
而周坚作为周亚夫的弟弟，在周亚夫没有后人操办身后事的情况下，主动出来为兄长操办丧葬之事，这就已经是‘家庭和睦’‘兄弟情深’的道德典范了。
至于周坚私藏甲胄，导致周亚夫间接死亡的行为，更是会被认为：周坚为了长兄在地府能过的体面，不惜触犯法律，也要给长兄置办好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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