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沾染‘破坏政治规则’的嫌疑。
——无论哪朝哪代，但凡是华夏政权，最高领导者与最底层平民之间的对话，往往都是不被认可的。
举个简单地例子。
刘弘跑到了某地的农田边，跟某一个乡间老农交谈，最后得知，当地官员胡作非为，对地方百姓百般欺压；而后刘弘雷霆大怒，下令朝堂彻查此事。
这样一件事放在后世，那不过是一次再正常不过的寻访，但在汉室，在古华夏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这就是破坏政治规则。
在下令朝堂‘彻查该老农所在地的行政状况’后，刘弘所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如何解决老农的困难，如何改善当地的行政。
而是刘弘要跟朝堂给出一个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和一个老农搭上话？
自己又为什么会出现在农田边上？
或许在后世人看来，这有些本末倒置：问题的关键，不应该是老农的悲惨遭遇，以及当地官员的问题吗？
怎么又成了刘弘无故外出的惹得祸？
实际上，即便是在后世，类似的事情也会得到相似的处理方式。
——只要没有引起太过巨大的舆论关注。
在汉室，以及其他封建时代也一样，还是同样一件‘老农向皇帝状告官员不作为’的事。
如果是老农在田边，跟穿着便服的皇帝刘弘随口一说，那这件事，刘弘最后大概率要承担‘干涉地方执政’‘鼓励、怂恿越级报告’‘破坏政治规则’的黑锅。
可要是刘弘在听说这件事之后，跟老农说：老人家，这件事小子我管不了，估计皇帝老儿能管，我知道登闻鼓在哪里，我带你去吧？
如果最后老头儿真的敲响了登闻鼓，并和换了身衣服的刘弘又说了一遍当地官员鱼肉百姓的事，那刘弘就不算破坏政治规则了。
——人家自己来找我说的，又不是我问的~
或许说起来很复杂，但简单概括一下，实际上也很好理解：皇帝向下不越级，起码是不大幅度越级考察，官员向上不越级汇报。
这主要来源于华夏政治文化秩序中，最具代表性的‘我上司的上司不是我上司’。
而这一点，在汉室又尤其的明显。
至于其中的内在逻辑，实际上也很好理解：在汉室，直系上下属之间，往往也会存在间接，乃至于直接竞争关系。
盖因为汉室的政治晋升秩序，并非是严格按照后世那样，一级一级往上爬的方式，而是在适度满足资历、履历的条件下，挑选能力最强的那一个人。
例如说：某郡郡衙的千石级属衙，如郡都邮等属衙主官空缺，那该空缺的竞争者，往往会是该郡秩禄千石以下一到三级以内的所有官员。
比如某个大县县令比千石秩禄，县尉六百石级别，理论上都有可能出任该郡的都邮。
或许最终，那个六百石级别的县尉会成为千石级别的郡都邮，对原先的县令实现弯道超车，成为那个比千石级别的县令之上官。
但这丝毫不影响在此之前，县尉还没成为郡都邮的时候，面见县令时，都是口称上官，语呼明公。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犯罪——既然上下属之间存在竞争关系，那越级汇报、举报的真实性以及目的性，就有些耐人寻味了。
——你是县令，我是县尉，郡都邮之位出缺，我们俩都想竞争；
就在这时，刚好有人找上门来跟我说：俺们县的县令，可是干过xxx伤天害理的事啊！
这时候，我会怎么做？
如果不是在竞争郡都邮的职务，按照官场最正常的处理方式，此时不外乎两种处理方法。
其一，找上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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