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前提下，人虽然有上下尊卑的分别，但是，不同的等级和人群之间，却有尊重和善待。至少，承认下级有受到善待的权力。而不仅仅是奉献的义务。
所以，中国从来都是皇上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一旦士大夫阶层发现这个皇帝很不合自己心意，那么这个皇帝就危险了。士大夫阶层完全可以用天子无德这个借口，来废黜皇帝。所以，谋权篡位这种事情，在中国历朝历代，从不少见。
而日本则不然，当日本上层，特别是天皇习了中国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后，去掉了上层对下层所应承担的责任，只是片面强调上层的权柄和下层的义务。所以，日本的天皇，可以绵延数千年不绝。所以，在古代日本，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家”中，父亲即家，是有绝对的权威的。
古代的日本将儿女视为家个人的私有财产。家不但如同中国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般，有绝对的权力决定子女的终身大事。而且，还有权力在缺钱的时候，将子女典押、贩卖，甚至是自产自销。
自古代的日本，由于穷人众多，并无多余的钱财缴纳赋税，娶妻生子，所以，在民间将子女卖掉或者抵押，用来缴纳贡赋的事情屡见不鲜。而因为穷的没法娶妻，近亲通婚的情∈∈∈∈，▽.√.n↑et况，也很常见。这种宽容甚至一直延续到后世。
因为儿子要留着传宗接代，维持香火。所以，被贩卖和抵押的主要对象，还是家中的女儿。这些女子被家卖掉后，就会成为和后世慰安妇从事一个行业的失足妇女。而这些失足妇女，从此以后，便成为家中的经历来源。用皮肉换取的钱财，需要供给家中的父母兄弟。
而因为日本在习中国化时。全然去掉了子在家中的权力，所以，这些女子被灌输的观念，也就成了为了供给父母兄弟，牺牲自己是应该的。而这些女子也不会受到社会的鄙视，相反，日本人认为武士为领主、大名家服务是奉公，仆人为主人服务是奉公，而女人出卖肉体同样也是奉公。在当时，有一个卖身奉养母亲和弟弟的女子。还因为“孝心奇特”而受到了日本官方的表彰。
与日本人相比，中国的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还真就算不得什么了。
这种习俗在日本持续的时间有千年之久，即便到了明治维新，日本人全面习西方化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称呼而已。在明治政府于一八七二年，十月二日公布“牛马解放令”之后，买卖不再明目张胆的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出赁”。愿意“出赁”女儿换取日元的人。并不在少数。
这些父母在和经纪人谈好价钱后，经纪人就会付给女子父母一笔钱。从此，这个女子便要依靠自己的服务来赚钱。这便是“出赁”。每“出赁”一次，这个女子就会得到极为微薄的收入。需要在天日久的“出赁”后，才能逐渐还清这笔债务。除非有人愿意花大价钱为这个女子赎身，带回家中。而这几乎是这些女子不可企及的梦想。
而这种社会现象，也被日本上层默许。自从德川幕府制订的“游廓政策”开始施行后，就没有改变过。明治维新时期，明治维新的元勋、敲诈李鸿章的伊藤博。在回答英国《每日新闻》记者提问的时候，也坦言不希望废除游廓。伊藤博的理由是站在道德角度来说，做失足妇女是高尚的，这些失足妇女是为了尽孝道才去从事这个行当的。
有了日本上层的默许，游廓产业发展壮大的速度不容小视。据史料记载，在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之时，十万日本兵集结在日本广岛。而这十万日本兵，因为忙里偷闲的游廓，而于一年之内在广岛留下了两千多个私生子。
在日俄战争时期，游廓的人数更是多的惊人。据统计，在吉原游廓的门前，一个平常的日子里，从晚上八点到九点这个时间段，便有一千九百人出入。其中，大部分是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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