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大爷的二闺女,我的二姐,和前面书中说的五先生闺女相好,她们同在“大先生”那儿念书(私塾)。大先生,是五先生闺女的大“大爷[1]”,由于自己的父亲是先生,自己的“大爷”又是教自己的先生,她学的课目比别人要多,比别人要好,大先生不坐班上课的时候,五先生的闺女就替她“大爷”坐班上课,而我的二姐在班里当“大学长”。
五先生的闺女能当“先生”,而我二姐能当“大学长”,自然她们俩的学习都挺好,五先生撺掇我父亲,把他闺女和我二姐,送到北平女子学校去念书。自己的身价自己知道,我父亲没有同意。那时要供一个在北平念书的学生,可不是趁几十亩地的主儿,就能办得了的事,五先生家的地,虽然不见得有我们家多,但人家的家,没有那么多累赘,而且家里的事务有年壮的儿子,长大了的孙子帮忙,干什么不用雇人,自然,人家日子就好过得多,况且,五先生的妹妹嫁给了北平,妹夫家在北平开着西药房,他闺女到北平念书住在姑姑家,省去了膳食住宿费,学杂费交不上,开西药房的姑姑可以给交上,而我姐姐就不行了,什么都得实顶实的拿钱。由于我二姐没去北平念书,五先生的闺女也没有去。因为没有伴儿,一个女孩子到北平,五先生不放心。
那年月识文断字的年轻女子很少,而共产党又需要识文断字的女子做妇女工作,县大队有个姓李的领导,靳家人管他叫小李子,他希望我二姐和她的那个好朋友五先生的闺女一块参加革命工作,他经常把一些文件,报纸之类的东西,放在我们家给姐姐看,她一定是没有认真看,她把那些文件和报纸收在了我们家房后边的“仙家楼[2]”里,等下次小李子来了,又原封不动的还给小李子,她如果认真看了这些文件,她思想会进步起来的,一定会靠近共产党组织,参加共产党的,也许她看了,但那里边的东西与她在私塾中学的“孔孟之道”格格不入,她接受不了。
小李子从前门找她们俩,她们俩从后门跑了,后来那个小李子解放后当过县委副书记。
而我这个二姐,一生很坎坷,这怨谁呢?怨自己,怨自己在关健时刻没能把握时机。我总是这样想:“如果她那阵儿参加了共产党,我们后来的生活也许比这要好一些。
我二姐已经二十岁(虚岁)了,她在十三、四岁时就长够了个儿,小伴儿叫她“顶破天”按现在来说,得有一米七的个头,男人一米七不算高,可是女人一米七,看着就柱天柱地了。书念到私塾中的“大学”,人长得不错又有文化,自然是种地的庄稼主儿不想嫁。
我的父亲靳大爷到处托人,想给闺女找个城里有钱的人家,乡村和乡村人打交道,不会有城里的亲戚朋友,我父亲此时又想起了赵大掌柜,那赵大掌柜就不同了,他虽然是乡村人,因为做买卖走南闯北,什么人都接触,而接触的人又大多是有钱的,而穷人那时候哪有做买卖的呢?
话说,延庆城东北方向,有一个村子叫“小白楼[3]”,这村子有个人外号叫“王四讨吃”,开着酒烧锅酿酒,酒烧锅已经营了五代,买卖越做越大越红火,在延庆城里买了许多铺面房,有的自己经营开各种铺子,有的租了出去。
民国初年、土匪横行,有一次,土匪撞进他家绑票,这个王四讨吃听说土匪来了,他没有躲也没有藏,他直接从大门往外闯,土匪在大门处正好撞上王四讨吃,问王四讨吃:“你们家掌柜的呢?”王四讨吃顺手往里一指说:“在正屋里。”土匪照着他说的方向到正屋抓人,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王四讨吃,到屋外撞上一个伙计抓来问道:“你们掌柜的呢?”伙计说:“刚才你们碰到的那个就是我们掌柜的。”土匪听说,回过头来再去追那王四讨吃,可那王四讨吃早已钻入高粱地跑得无影无踪了。
土匪碰到了王四讨吃,为何却轻易的把他放过去了呢?是因为王四讨吃,平时的穿着打扮所至,王四讨吃“无冬历夏”都穿着一身补丁摞补丁的破衣服,脸也是左一个“泥拘挛儿[4]”,右一个“汗道子”,腰里围了一个不知围了几辈子的破“搭布[5]”。活像个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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