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南京“一一·二二惨案”，蒋介石东山再起；中＊共＊举行年关暴动……
却，李济琛与汪精卫一起离粤赴沪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不意，刚抵达上海，李济琛就接到黄绍竑从香港打来的《电报》，这才得知广州发生兵变；至此，李济琛方知自己上了张发奎的当。
恼羞成怒的李济琛立即《通电》斥责“张、黄事变”是“无视国民党中央的叛逆行为”，并指称“此事变是‘张、黄’俩人与**串通，受‘苏俄’指使所致”。
因此，呈请“‘南京国民政府’发兵征讨”，并《电令》驻于东江的陈济棠“率部反攻”，务必将广州夺回。同时，《电》请与己交好、尚在日本养病的陈铭枢“回国，协助对付张发奎”。
于是，陈铭枢回到福建、复任“第十一军军长”，准备率部入粤、助李济琛征讨张发奎了。
而李宗仁闻报广州“张、黄事变”后，也感到情况严重。
因为，广东的李济琛是“桂系”的盟友，且得手后的张发奎出言不逊、指名道姓地将矛头对准了“桂系”；看来，不可等闲视之。
于是，李宗仁与白崇禧商议后，即也《致电》黄绍竑，要他“速回广西，率其第十五军由西江东进”，以与陈济棠部一起对广州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同时，派“飞鹰”号等舰南下广东，以助李济琛讨伐张发奎。
顿时，广东又被战争的阴云笼罩了。
而此时的张发奎也已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应对李济琛与“桂系”的来犯，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但是，为了澄清李济琛诬其“与中＊共＊串通”之，张发奎在备战的同时，只得又一再通电《声明》：“自己绝无与中＊共＊有任何联络。”并竭力宣称：“此次‘铁军’举事，乃被‘桂系’所迫；自己只是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而仍服从‘国民党中央’。”
为此，还《电》请汪精卫“回广州主持大局”，以证明自己“对国民党中央忠心不贰”。
此时，已在上海了的汪精卫则也竭力为张发奎辩护。
十一月二十五日，汪精卫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广州事变之起因，并非‘张、黄’俩人与**有染，乃是因张发奎、黄琪翔与黄绍竑意见相左所致。时黄绍竑欲遵照‘特委会’《决议》，率两广军队入湘讨伐唐生智；而张发奎、黄琪翔则认为，‘西征’唐生智纵是有必要，但也应是由党中央下《令》；若是奉‘特委会’之《命》，岂不是让‘特委会’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了？黄绍竑不听所言、欲以武力压服，遂引此事变。故而，广州‘张、黄事变’，其责任当在南京的‘特别委员会’。试问，若当时没将‘中央执行委员会’抛开而另立了一个所谓的‘特别委员会’，何来‘宁、汉战争’与‘张、黄事变’？所以，当务之急不在于讨伐张发奎；而应立即解散不被党内同仁认可的‘特别委员会’，尽快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恢复和维护党权；否则，党内纷争将永无宁息，何时得了？”
汪精卫的这番话锋芒毕露，非但替张发奎辩护了，还直接将矛头对准了把持“特别委员会”的“桂系”，并对“特别委员会”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汪精卫公开发表谈话后，他的亲信王法勤、甘乃光、陈树仁、王乐平、潘云超等人也即在不同场合发言以“对汪精卫支持”。
一时间，原来对“张、黄事变”的谴责、讨伐声顿时被“对于‘特别委员会’合法性的质疑声”湮没了，这令李宗仁甚是头疼。
汪精卫等人的攻击确实将李宗仁激怒了，“特别委员会”是李宗仁用以操控权力中枢的工具，岂愿轻易放弃？且因为，“西山会议派”对于汪精卫提议的“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却是竭力抵制；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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