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不充盈的国库又渐被支空再显捉襟见肘了。
掌管银两的户部尚书翁同和见国库难支，于是干脆又将每年下拨修建关东铁路的二百万两白银挪用于慈禧太后的六旬寿庆了；于是，关东铁路只修抵山海关后就被迫停了下来，李鸿章眼巴巴的看着大量银两被挪用却不敢哼声而甚是无奈暗自叹息。
一**四年六月的一天，正在李鸿章无奈叹息之时，忽见幕僚、时任直隶津海关道的盛宣怀手持一书匆匆进来，言：“有一后生，求见中堂大人，有《书》上呈，以探治国之道。”
李鸿章十分诧异，又问：“年少后生，安敢探治国之道？官拜何职？”
盛宣怀即荐道：“此人姓孙名，行医为生，尚无功名。然虽为市人，极具才智；大人何不召见面询，或能有益。”
李鸿章闻后，却藐视道：“一介医士，只可疗病，安能治国？老夫若是垂询年少，岂不遗笑天下？”于是，拒不接见；甚至于连孙请盛宣怀转呈的《书》扎也不屑一顾拂袖而去了。
孙，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更名为“孙中山”，广东香山翠亨村人。自幼接受传统教育，十四岁时随母赴夏威夷，曾就读于英国教会学校意奥兰尼书院、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四年后回香港，又先后入拔萃书屋、中央书院、香港西医书院攻读。孙天资聪颖，一**二年七月以首届毕业生中第二的优异成绩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并获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的亲自颁奖。之后，即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
孙仁德博爱胸怀大志，常以拯救黎民振兴中华为己任；目睹满清皇朝不顾民间疾苦却大肆铺张奢华成风，忍不住欲振臂竭呼。但见朝中尚有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逆流而为，欲扶大厦于将倾；因此，对李鸿章等人尚存一丝希望。然而，洋务派虽也欲振兴中华，却忽视了应注重的民生之根本。故而，孙写下了洋洋近万字的《上李鸿章书》，欲通过盛宣怀面呈李鸿章以振聋发聩。
孙在《上李鸿章书》中有言：“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又言：“夫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其能匹哉！”再言：“方今伏莽时闻，灾荒频见，完善之地已形觅食之艰，凶患之区难免流离之祸，是丰年不免于冻馁，而荒岁必至于死亡。由斯而往，其势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岂能无忧？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不养民胡以立国？”
孙的这篇《上李鸿章书》可谓是呕心沥血之作，其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治国方略之语坦言无遗。
盛宣怀阅后觉得是难得的经论，这才兴冲冲的赶去向李鸿章推荐。然而，李鸿章却不以为然，连所呈之《书》都没瞧上一眼就挡回去了。
孙吃了闭门羹，心中甚是怏怏。
孙前往天津向李鸿章呈《上书》时，曾在上海结识了一位中国籍的牧师宋耀如。宋耀如，原名韩教准，广东海南昌人；其父韩鸿翼是一名为人仁厚的商人，因办赈务几乎耗尽了积资；后来，又不幸染疾中年早逝，致使家境日渐窘迫；家母迫于生计就将其过嗣给了在海外经营丝茶生意的舅父，遂更姓改名为“宋耀如”。此后，宋耀如就随舅父到了美国的波士顿。
宋耀如从田纳西州的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毕业后，即以牧师的身份回到中国传教。传教之余，宋耀如还通过经商自筹了一笔资金，在上海七宝镇创办了一所教会学堂、一个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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