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祖光武皇帝刘秀，在两汉二十四帝中亦是名列前茅的伟大君王，在后汉臣民眼中更是可以与文、武二帝并驾齐驱，仅次于高皇帝的圣君。
于民而言，光武帝的许多政令可以说对于洗去奴隶制残渣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如建武十一年春二月己卯下诏，天地之性以人为贵，杀奴婢者不得减罪。八月下诏，敢炙灼奴婢者，论如律，免所炙灼者为庶人。
凡此种种政令，或许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有效的推行下去，但确实是以天子的名义，在洗去奴隶制所残留的糟粕。
而于世宦贵戚而言，光武帝崇信今文经学的谶纬之说，在前汉独尊儒术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选择了“独尊今文”，对待士大夫和功臣集团极其优渥。
在政局上选择了“退功臣而进文吏”，于分封赏赐上却是丝毫不吝惜名爵，建武二年使功臣皆为列侯，侯国大者更是食邑四县。光武帝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有因功臣地多而亡者。
然而这一做法却是为东汉一百多年的乱局埋下了祸根。首先是功勋贵戚集团，邓、耿、阴、马、梁、窦，这六家贵戚正是开国功臣窦融、马援、梁统、邓禹、耿弇以及光烈皇后阴丽华的家族。
而也正是这六家大姓，贯穿了东汉一百多年的权力斗争，窦宪、窦武、梁冀、邓太后等等，皆是出自这六家贵戚之中，可以说东汉中前期的政治斗争，就是这六家大姓与宦官、清流之间的斗争。
除此之外，对儒生的极尽优渥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地方士族的特权进一步加强，获得优渥地位的儒生自然不甘心跟在功勋贵戚的后面吃土，借助察举制的特色，耗费百年时光，在东汉王朝末路之时，儒生终于击败了宦官和功臣，成为了帝国最上层的阶级。
被后世称为“儒道盛世”，被司马光誉为“三代以来，风化之美未有比其盛者”的东汉，事实上便是栽在了这一套“盛世之制”上。
刘秀的出身并不算好，他父亲不过是一介县令，前汉宗室里手握大权的上层反对派几乎被王莽清洗一空。刘秀能够拨乱反正，中兴大汉，除了他本身的才能卓绝、气运不凡以外，也离不开他宗室身份对世家的感召。
偏偏在那个时代，打着炎汉旗帜的并不只有刘秀一人，他也不是唯一选项。为了能够从一众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刘秀也对世家豪强们做出了许多的让步。为了能坐稳天命，稳固政权，他又大肆推崇今文经学，借助谶纬之言巩固地位。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这种种好处的背后，早已标明了价码，刘秀对于东汉那深入骨髓的弊病或许是心知肚明，但却是无能为力。
对于这其中的问题，荀彧自然也颇为明白，作为帝国上层世族的嫡系，作为这天下最有智慧的人之一，他并不像普通的士人那般一厢情愿的将责任全部推到天子与宦官头上。
后汉之积弊，以及世家豪强对天下的吸血，如此种种他自然也明白。只是身为世家的代表人物，他显然并不是背叛阶级之人，依照他的构想，自然是在重塑河山后再定秩序。世家的地位不能动摇，但对民众的剥削却必须被控制。
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何如可持续发展？
偏偏刘备却笑吟吟的说出了让他脊背发寒的话语，身为大汉宗室，刘备若要继承大统，显然只能承续后汉法理。这也是他选刘备不选曹操的根本缘由所在，祖宗之法便是刘备避不开的枷锁，新生的第三汉朝，逃不开后汉的阴影。
而刘备谈笑间竟然在非议刘秀，这其中的意味让荀彧神情紧绷，一时不知该如何接话。
见荀彧面色终于有了大的波动，刘备轻笑一声，悠悠道：“文若是世之大才，却非奇才。天下大变，却想着归于旧制，岂是智者所为？”
荀彧轻声道：“变化，也未必都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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