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教育部次长的国会议员胡鄂公，联络了参、众两院中的一百五十余名议员，率先发起了一场废约运动；旨在废除西方各国列强自鸦片战争以来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矛头指向被称为帝国主义的西方各国列强。
此举得到了北京学生联合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十余个社会团体的响应；于是，胡鄂公等人与这些团体联合组成了“北京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简称“反帝大同盟”。
七月十三日，“反帝大同盟”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成立大会，推举胡鄂公、雷殷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
“反帝大同盟”成立后，创办了一份《反帝国主义运动》旬刊，竭力宣扬其“扑灭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废除压迫中国弱民族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和汉奸”的宗旨。
同时，倡议将每年的九月七日即《辛丑条约》签订日，作为“国耻纪念日”，以激发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而促进反帝废约运动。
北京八所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举行联席会议，立即做出响应；接着，上海、广州、武昌、济南、南京、湖南、成都等地民众也奋起响应，相继在各地也成立了“反帝大同盟”。
于是，一场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为核心内容的政治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掀起，令英、美、法、日等各国列强惶惶不可终日了。
且，加拉罕完成了恢复中＊苏邦交谈判后，这才有精力回过头来插手孙中山南方政府的事了。
此时，国民党改组工作已经完毕，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已在党内确立并实施。
此时，广东的工、农运动已开展得红红火火。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黄学增、冯菊坡等人，以特派员身份赴各地指导工、农运动，并在广东各地成立了工会或农会。
而广州，因已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运动更是发展迅猛；数月之内，农会会员剧增至十八万人之多。接着，在中＊共的指导下，工会组建了“工＊团军”，农会也组建了“农＊团军”。
对此，孙中山与廖仲恺也都给予了支持，其“扶持农工”政策算是落到了实处。
八月十日，一个名为“广东总商＊团”又有一批近万支枪械及三百万颗子弹、价值一百万元的军火，由悬挂着挪威国旗的丹麦哈佛号商船运至广州；不意，在航经黄埔时，被蒋介石派遣的永丰号、江固号两艘军舰截阻。
因为，这批军火是两个月前购置的，而“商＊团”出示的《枪械进口许可证》却是在到埠前六天即八月四日才办理的。
于是，蒋介石宣布该《进口许可证》无效；遂以“走私”的罪名，将这批军火连同丹麦商船一并扣留了。
广东总商会会长陈廉伯闻报后，不由得气急败坏了；于是，他从佛山、花县、番禺、东莞、江门等地“商＊团”中召集二千余人，组织了一个所谓的“请愿团”，涌至大元帅府请愿，欲逼迫孙中山下令发还被扣军火。
但因此时，孙中山为北伐事去往韶关了，“请愿团”扑了个空。
陈廉伯不肯善罢甘休，遂以“广东总商会”名义发动罢＊市；于是，广州城内的一些商人开始罢＊市了；顿时，流言四散人心惶惶时局动荡不安了。
此时，孙中山正在韶关忙于准备北伐；闻知广东总商会闹事，立即《电令》时任广东省长廖仲恺采取措施平息事态。
于是，鲍罗廷、廖仲恺、蒋介石等人采取了强硬措施；非但没有将所扣留的枪械发还给商＊团，却进一步以“私运军械、图谋不轨、煽动罢市、颠覆政府”等罪名，对广东总商会陈廉伯、陈恭受等人发出《通缉令》。
此时，工会与农会也都《通电》支持广州政府，并号召“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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