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京的大门就被打开。
僧格林沁感到了事态严重，开始懊悔不该疏忽对北塘要隘的防守，而让英、法联军有隙可乘。但事已至此悔之已晚，僧格林沁赶紧向塘沽调派一支西凌阿骑兵增援已经退守在那儿的蒙古骑兵；同时，命令原驻守塘沽的副都统克兴阿、侍郎祥据壕坚守切勿懈怠。
然而，由于英、法联军抢占了北塘要隘，由北塘要隘登陆经陆路而来攻击塘沽的兵力越来越多；此时，英、法联军又派了一支分队从塘沽一侧的芦苇塘凫水切入抄了清军的后路；清军更是慌作一团手足无措了，顽强地抵挡一阵后败阵而走，纷纷溃退到塘沽北岸的大沽炮台上，使大沽炮台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已从北塘要隘败退到塘沽北岸大沽炮台上的乐善，暴怒地砍杀了几个乱阵的将士后才稳住了溃乱的阵脚。
英、法联军占领塘沽后稍作休整，然后集结了万余名海军陆战队，集中火力再次向塘沽北岸的大沽炮台发动猛攻。
乐善指挥炮台守军奋勇抵抗，击退了英、法联军的几次进攻。但是，激战数时后，清军渐渐不支；最后，在英、法联军猛烈的炮轰下，乐善与坚守炮台的千余名将士殉国，塘沽北岸的大沽炮台被陷落。
英、法联军虽然夺取了塘沽北岸的大沽炮台，但也为此付出了不的代价；英、法联军有近四百人为夺取炮台而丧命，其中包括内皮尔将军的副官布鲁克上尉等十七名军官。
眼看着塘沽北岸的大沽炮台失守，驻守在塘沽南岸大沽炮台上的僧格林沁痛心疾首怒不可遏，发誓要与英、法联军拼个鱼死网破。
但是就在此时，咸丰皇帝忽然派直隶总督恒福前来传达上《谕》，要僧格林沁放弃炮台退守京都；《谕》曰：“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乃京都；今海关挫失，须全力退守京都；切莫倾注一隅，而忘京都之要。”
僧格林沁岂敢违拗皇上的旨意，只得十分不情愿地在炮台上挂起“免战”的白旗；然后，将炮台上的全部守军撤出，随着直隶总督恒福退守到了北京的通州。
于是，塘沽南岸的三座大沽炮台就这么轻易地拱手让给了英、法联军，第三次大沽口战役以清军的失败而告终。
咸丰皇帝召回僧格林沁主动放弃大沽炮台后，原以为英、法联军会就此罢休。谁知，英、法联军轻易得到大沽炮台后以为是清军怯阵退却，于是乘胜追击长驱直入，又一举占领了天津。咸丰皇帝急了，赶紧派钦差大臣桂良赴天津再次与英、法联军议和。
此次，英、法联军非但提出“清政府必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须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并须“增加赔款”及“允许英、法两国谈判代表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
对于如此苛刻的条件，咸丰皇帝难以接受，天津谈判也就破裂。于是，英、法联军向通州进发直逼北京。
京城直接受到了威吓，咸丰皇帝坐卧不安了，不得不改派怡亲王载垣前去通州再与英、法联军谈判。
代表英、法两国参加通州谈判的是曾于咸丰六年在广州一手制造了亚罗号事件的英国驻广州领事馆参赞巴夏礼；因为，英夷诸国侵犯中国的许多事件都与他有关；所以，提起这个巴夏礼，清庭上下早已是恨之入骨。只是，此时的巴夏礼是谈判代表贵为上宾；载垣等人虽然对他十分恼恨，但却只能笑容相陪奈何他不得。
终于，载垣心翼翼地同巴夏礼经过四天的谈判后，在完全接受英、法两国所提条件的前提下，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同意“停战签约”。
至此，载垣以为双方的矛盾已经化解，自己终于可以向皇上交差了。
谁知，三天后，巴夏礼忽然又提出了“英国使臣要向大清皇帝亲自递交《国书》”的要求，这一节外生枝的事却把载垣难住了。
因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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