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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裕元的所为正合日本之意，日本人暗自高兴；于是，又遣使前来订《约》修好。
然而，大院君的势力在李氏王朝中仍很强；所以，李裕元与闵妃外戚集团的闵升镐、闵奎镐、赵宁夏等**与日本修好并订《约》的主张，仍然遭到了朝中大院君势力的坚决反对，而屡屡受阻。
李裕元束手无策，朝日关系也就陷于停滞状态而毫无进展。
日方负责交涉的代表、外务省理事官森山茂见此情状急不可待，觉得需要运用武力给朝鲜施压。于是，派自己的副手、外务省六等出仕广津弘信返回东京禀报。
广津弘信在向外务卿寺岛宗则禀报后，提议：“而今，李朝政府内部的大院君势力与闵妃外戚势力相抗衡而政局不稳，不如乘机派军舰至朝鲜近海示威，当可打开僵局。”
寺岛宗则闻后觉得可行，即与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右大臣岩仓具视商议后，决定派遣云扬号、丁卯号等两艘军舰，前往朝鲜海域示威。
于是，光绪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日本海军少佐井上良馨率云扬号、丁卯号两艘兵舰，以“保护日本使者”为由至朝鲜的釜山港。
朝鲜东莱府使黄世渊欲加以阻止，但日舰还是闯入了釜山港内，并在港内恣意开炮示威；如此持续几日，才离港返回日本。
然而，这次示威并没立即奏效，朝鲜李氏王朝中持强硬态度的大院君派仍不为所动。
三个月后，日本又派遣云扬号舰以“测量航路”为由驶往朝鲜半岛中西部仁川港外的一海里处的月尾岛，欲直接威胁离仁川仅有二十八公里的首都汉城。
谁知，驶到离汉城仅五十公里的江华岛时，遭到了朝鲜守岛部队的炮火阻击。于是，云扬号舰舰长井上良馨命令开炮还击，并派遣陆战队攻打仁川港外的永宗島。
驻守该岛的朝鲜永宗镇佥使李敏德之怯战逃走，致使守军溃败；日军夺得数十门大炮，并放火将永宗镇焚毁后才撤至海上。
因为，此事件是由江华岛上的朝鲜驻军炮击日本的云扬号舰而引起的，故史称江华岛事件或云扬号事件。
江华岛事件发生后，日本的明治天皇即召开了御前会议商议对策；会议中，主战派与主和派争论不休。
主战派觉得，江华岛事件是难得的机会，日本可以藉此向朝鲜开战并侵占。
而主和派则认为：“轻易开战未免冒险；因为，朝鲜身后有中国的清皇朝，若是朝鲜与清政府联手对付我国，其后果可想而知；我国经过明治维新，虽然国力有所增强，但尚未强大到足以同时对付两个国家；牡丹社事件后，我军在台湾与清军的对峙足以明，中国的清皇朝虽然**，但还不可太过觑；当时，若是真的开仗了，还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呢？后来，虽然是侥幸的捡了便宜，但不能以此为例就妄论开战，凡事尚须心谨慎方可万无一失。”
于是，该战？该和？孰是孰非？明治天皇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了。
后来，被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之一、参议木户孝允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两国唇齿相依患难与共；我国若向朝鲜开战，中国的大清朝必定不会袖手旁观。所以，不如先就江华岛事件征询清政府的意见，然后追究朝鲜的责任。如若清政府推脱不管，再向朝鲜兴师问罪为时不晚；如此，我国对朝鲜开战，方能名正言顺且无后患之忧。”
明治天皇听了木户孝允的一番话后，觉得有理；于是，任命日本鹿儿岛萨摩藩家族出身的森有礼为驻中国公使出使北京，负责就江华岛事件与清政府进行交涉。
森有礼抵达北京后，即前往清皇朝的总理衙门，就江华岛事件进行交涉。
因当时，清皇朝仍处在内忧外患之中；而与日本之间的牡丹社事件刚平息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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