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今却被高级领导干部们赏识起来，被一些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部队领导人赏识起来，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预审员究竟是经过几十年革命考验过的人，他后来总算清醒了。***据说，他后来离开了公安局，再也不搞政法了。他觉得，当初重进政法组，就是走错路，认错了门，应该同“反动公检法”一起被打垮台后，就再也不进这个门才好，也许自己还少一些罪恶。既然跟上干，你总不能不干呀，更不能对着干呀，你是个工具，就得听人家使唤，怎么能离开这个罪恶的陷坑呢？对常锦武这起案子，他后来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应当无罪释放，越搞下去会越被动，过失或者罪恶只会越来越大。在和林中仁一起讨论案时，他提出这个意见，后来人有不同意，在林云峰跟前还告了黑状，秃顶的预审员终于调走了，还是处理出政法系统，听说去了农业局，反正他觉得不管到哪里都行，只要不搞人的工作，不处理人，他什么也能干。再说，他已经52岁了，也干不了几年了。后来这案子，还得干，另外上了一个年轻人，也是个转业军人，这个同志不错，他在部队立过功，是个**员，可是一接案子，便同林中仁搞僵了。他认为，那林中仁实际是个二，就不具备人的素质，按他的话说，早该枪毙了，怎么能让这样的东西，去掌握无产阶级的刀把子，去掌握红色政权呢？后来，这个年轻人，还是被打下来了，他长期在公安局不声不响地开了小车，还是开那辆吉普车。笔者有机会坐过一次他的车，提起办那个案子，他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他认为是古尤县有史以来最丢人的案子，这起案子后来可能与林书记的死都有关系，据说他在自责有余，难以活下来了。这当然，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人从野兽而来，所以自始至终不能摆脱兽性的一面，只不过是占的兽性和人性的多少不同罢了。说明林书记身上还是有人性的，没有完全是兽性，这在他晚年表现很突出，笔者将在这部小说的后面还要详细叙述到。自从那个年轻人清理出办案组以后，他开上了汽车，这权就全部握在了林中仁手里，他独断专行，坚决要从这起案子中搞出一个后台来。据说，他又进行过三次审讯，在小房子中进行过几次黑暗的灭绝人性的殴打，直到被几个人打得死去活来，他们才放下了刑具。常锦武后来被打得几次昏死过去，实在受不了，这个硬汉子也不得不下跪求饶，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他像在渣滓洞里一样，不得不表面上求饶，心里咒骂。后来，他不求了，只是骂不绝口，他一方面骂那帮子人，一方面狂笑不止，一会儿号啕大哭，一会狂笑不止，后来他们不再管他了，把他放出来，他还是骂，还是狂笑不断，他终于精神失常了，错乱了。一个年轻轻的只有23岁的青年，他高中毕业，没有考成大学，也没有被推荐上那工农学员，一个刚刚被评为模范老师的青年小伙子，被残害疯了。一个英俊少年，高个儿，聪明好学的人，被那年月的群专队给打残了，逼疯了。常锦武被致残逼疯以后，他们不再审讯他了，也不再关他了，而是把他放出来，让他回家了。那天，一辆吉普车上坐着两名干警，还有群众的两个小伙子，把他送到了泉水湾公社，公社派人把他送到常家庄。人们看到，人就没有回常家，送回来他就上了山，在他家垴畔背后那架山上他放声号哭了一阵，他到那山上转了一个下午，连一口饭也没吃，邻居们才上了山，把他接回来。从他回来以后，就靠他嫂子的照顾，兰兰还没回来，她还不知道家里又生这样的事，她才16岁呀，已经走上了坎坷的人生道路。如今，她又上了北京。她是在江海火车站那广场的货摊痛哭流涕向人们诉说这家庭的不幸，也说她在北京被人们押回来，交到遣返站，也许她就在遣返站那院里，正手端着玉米糁吃饭呢？可她哪里知道，她的三爸也成了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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